张五常：深圳是个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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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森磊装饰】作为行业里不多的资源整合于广、深两大一线城市的装饰品牌，一直专注于高端细分市场，势必借力“粤港澳”湾区的发展之势获得快速成长。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

        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

    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

        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

       今天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间卖米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曲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间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

        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敎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一笑）。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

    一九八二年回港作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

    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从那时到今天，北京上头从来没干预过我说什么，只是下面自作聪明的人无数。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査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查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查。

       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不清洁，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我在首钢讲话时，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他们不同意，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厦门，一位姓习的副市长请我和太太在鼓浪屿的一间古老的大宅的后园进午膳，谈得好，过了两天习先生又再请我俩进晚膳。

    考察温州时，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作点建议，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间国营的制药厂，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吵了起来。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们缓解气氛，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会记得这件事。

        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分离。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回头说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启发：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是跑到地价那边去。

    炒买炒卖的楼价（源于地价）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

    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工厂纷纷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干脆关门去也。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要工人操作不停，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

    近几年，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该市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

        我曾经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劳动法，即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有私订的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合约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国，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采用。今天，如果中国的劳动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中国开放改革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炎黄子孙自己想出来，但对经济为祸不浅的一律是从国外抄回来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从外间百鸟归巢地抄；社保抄美国，搞得一团糟（北京可以考虑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强积金）；不久前推出的复杂新税制也抄自美国（北京应该抄香港）。

       崇洋媚外明显，但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呢？我想到的一个答案，是开放改革了约二十年后，中国的利益团体增加了不少。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必会遇到的沙石。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

    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地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间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

        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

       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凤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胜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这些日子美国推出的贸易战，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了。

    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洲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中国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是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

    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很有点无聊。是的，我绝对不认为中国免税买进欧洲先进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处。劳力士手表的真货今天的市价是内地倍于香港。内地免税进口劳力士，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会到深圳来购买。购物天堂转到内地，香港会怎样？

    经济调整的弹性香港历来冠于地球，中国的大事开放国际贸易香港人会找到他们的门路，何况他们做劳力士的中国代理会赚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学高考三十年，那里的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不会那样没出息。说不得笑，当年我在香港主导的高考今天在维基百科有介绍。

       是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先进之邦提出互相零关税，特朗普的天才会变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像法国香水或劳力士手表那样的名牌消费品。他们有飞机，有农产品，有先进的医疗药物，也有比中国高明不少的大学教育。让美国以出售知识来赚取中国人的钱，不是皆大欢喜吗？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数码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数码付账的普及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速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数码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多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表表者要讲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可以是能手。医药呢？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

    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俩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作了解释，也作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确是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没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个也没有！美国有种族歧视，那里的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说不上有多少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他们歧视不是上海人。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

        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间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那里的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歧视的利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害，因为我们见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看究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深圳的前海。这话题非常重要，因为据我的理解，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当然，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着前海不仅有助，而且会有较大的作为。

       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货币在国际上要替代美元美国一定反对。这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从我知道的经济学衡量，美国今天搞的贸易战属无聊之举，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助。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某程度一定会取代国际上的美元。你在市场卖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场卖花生，大家的利益怎会不出现冲突呢？

       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币不成话。但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需的。我们也要注意，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原因是国际接受美元，他们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不久前看资料，在国际上的美元储备约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币只约百分之二。那么大的分离对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利。

       中国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观点，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说要办。当时弗老可没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卖花生的问题：人民币被杀下马来可以是灾难。几年前，前海试行解除外汇管制——这是人民币推出国际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汇储备流失得快，上头鸣金收兵。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锚。

    已故的二十世纪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时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锚。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够低的锚近于不可能。

        在人民币下锚这个重要话题上我想了多年，终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这个交易费用近于零而又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处理好当时溃不成军的人民币给我启发的。这方法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多次，网上有载，这里不再说。

    （按：无锚货币称fiat money，人民币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后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后也有锚，七一至八三没有。小经济易下锚，大经济难找锚下。这个不简单的问题当年我跟香港的前后三位财政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英国央行的首席顾问、弗里德曼等人有深入的争论与研讨。）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点。我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贸易或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作调控经济。按我提出的下锚方法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中国的利率自由浮动。我也认为依我说的方法，下了锚，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满布地球的有点钱的炎黄子孙无数，人民币的币值够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是个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全文完）